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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、楚共王

        

楚令尹子囊率楚、秦、郑联军在宋边境耀武扬威,多少也挽回了些面子,但回国没多久,郑国就派大夫良霄、太宰石(chuò)求见楚共王,并带来一个不好消息——晋军来犯,请楚共王速派兵救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毫地结盟还没一个月,郑国就同秦、楚二国坑壑一气,背盟侵宋,把以晋国为首的北约国耍了个遍,令晋悼公非常恼怒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一次,晋悼公觉得不能再姑息郑国,决定以强盛之形,坚其归志,实在没撤,就干脆灭了郑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于是,晋悼公亲自率领第一军,以及宋、鲁、卫、齐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等国全部精锐兵力,浩浩荡荡开赴郑国而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一望无际的军队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此乃“三驾”之三:大军压境,强势震慑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大军观兵于郑之东门,所过之处,寸早不生,生灵涂炭,暗含着晋悼公对郑国漫漫无绝期的恨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而郑国也终于达到了“使晋师致死于我”的目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目的是达到了,但这一次晋联军的架势实在太大,让郑上卿子孔担忧不已,如果晋悼公问起罪来,自己绝对是难逃一死,于是一面使王子伯骈(pián)求成于晋,一面使大夫良霄、石请救于楚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如果楚国能来救郑,必抱定同晋联军一决高下之决心,到时候郑国也可以择其胜者而从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如楚国不能至,郑国就以重赂结晋,死心塌地跟随晋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楚共王听完简报,暗自盘算了一下,觉得一年下来,再伐复再伐,人马早已疲惫不堪,再行军事,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至于出兵救郑一事,楚共王也不笨,以独木之力对抗十几个诸侯,显然是吃亏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踌躇之时,良霄又在一旁不停的催促楚共王,让其快点拿主意,自己也好快点回去交差,郑国军情危急,稍一迟缓,便会遭灭顶之灾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外有强敌、内有疲兵,让楚国出兵同中国之诸侯争郑,显然不太现实,但作为一国之君的骄傲,也不允许楚共王就这样看着郑国亲晋,于是楚共王试探性的问了下良霄:“你觉得寡人该如何做?”


        

作为一块被晋、楚双方争夺的香馍馍,良霄也自视甚高,应对措施那也成竹在胸,非常傲慢的向楚共王提出了两个建议——要么准备好玉帛,以安抚晋,使其退军;要么就用武力,使其退军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对于良霄提出的两个“要么”,楚共王觉得有点强人所难——“以玉帛绥晋”,没面子;“以武摄威之”,没实力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见楚庄王良久不语,面露难色,良霄不耐烦的说道:“请君快决定,若君俱不能,就怨不得我们从晋啦!”


        

感情自己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?


        

良霄类似于最后通牒般的言语,深深硬硬的戳中楚共王尊严,大怒:“你们郑候从晋,不过,你们两个就从楚吧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说完,就将二人囚禁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至此,楚共王彻底同郑断交,同时也放弃了北伐雄心,让霸与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562年九月二十六日,晋新军将赵武进入郑国和郑简公结盟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十月初九,郑子展出城和晋悼公结盟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十二月初一,晋悼公主盟,与宋平公、卫献公、鲁襄公、郑简公、曹成公、莒犁比公、邾宣公、滕成公、薛献公、杞孝公、小邾穆公、齐世子光盟于萧鱼(今河南省许昌市)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会上,晋悼公宣布赦免郑国战俘,招回联军派往郑国境内的侦察兵,并禁止联军在郑国掳掠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为感谢晋悼公仁德之举,郑简公回礼晋悼公乐师三名(师悝、师触、师蠲juān)、整建制广车(攻车)和軘(tún)车(守车)各十五乘、普通战车七十乘、歌钟两架(包括镈和磬)、女乐两佾(yì,行列)计十六人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此后二十年,郑从未背叛过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此次会盟,史称“萧鱼之盟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萧鱼之盟,是继晋文公之后,晋国再度确立的对中原的绝对支配权和实际统治权,标志着晋国霸业的复兴,也宣告着晋悼公称霸时代的开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晋悼公也在荀罃等一班干臣的辅佐下,成为了楚庄王之后,又一位世人景仰的的霸主,而这一年,晋悼公只有二十五岁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我们简单回顾一下,晋楚双方实力相当,互有胜负,相持不下,但晋国又是如何洞悉战争规则,发现彼此优劣之势,从而“三驾而楚不能敌”呢?


        

战争不是简单的国力对决,而是军力的比拼、政治的角逐和外交的斡旋,力强者胜,力弱者败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于是,晋军元帅荀罂就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如何增强自己并削弱敌方的“力”?


        

首先,从地缘上孤立楚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晋悼公元年(公元前572年),晋、鲁、宋、卫、曹、邾、滕、薛等八国攻克彭城,“楚失东夷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晋悼公九年(公元前563年),晋、鲁、宋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、齐等十二国灭掉偪阳,使楚丧失中原最后一个据点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彭城和偪阳的失利,使得楚国丧失对淮河以北的宋、鲁、齐等国的威慑,对楚国北伐晋、郑、陈等国起到了牵制作用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同时,中原诸国也可会同晋国屯兵虎牢,与楚争郑,楚国也由原先对中原诸国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其次,建立制楚统一战线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统一战线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的,但事实证明,统一战线不管在现在,还是在过去,都是一大重要法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虽然晋悼公没有学齐桓公打出“攘夷尊王”的政治口号,但是晋悼公从小就待在王室师从单襄公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单襄公在当时很有名气,有“名门先知”之称,他也在很早的时候,就预言晋悼公“兼君、相之才”,有争国之望,也揣窥晋之心,这等于说把中奖号码提前公布,所以晋悼公初政就“华夏尽附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晋悼公也很争气,亲政十一年便十一合诸侯,其中兵车之会就达七次,效率比齐桓公还高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与此同时,晋悼公积极联系吴国,“教吴乘车,教之战陈”,把先进文化带入生产力落后的吴国,然后“教之叛楚”,使得楚国两面环敌,深受掣肘之苦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最后,制定正确的制楚策略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,就是“保存自己、消灭敌人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去其“势”,疲劳敌军体力,动摇敌方意志,敌势弱,我自然强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损其“力”,使其力不能支,彼消此长,胜券在握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故《孙子军争》篇有言:“以近待远,以佚待劳,以饱待饥,此治力者也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在实际操作中,荀罃“三分四军”,同时也三分诸国兵力,在“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”、保存实力的指导思想下,屯兵郑地虎牢,以晋之一军,牵动楚之精锐,轮番更换,以逸待劳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后来,在郑国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,晋联军和楚国在一年之内三次构兵,晋国三驾虽未与楚国实际交兵,但三度诱使楚军主力徒劳往返,致使楚国在频繁的运动战中白白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最终,楚国求战不得,求息不能,频于应付,心力俱疲,晋国也实现了不战而自胜、郑国不攻而自归的目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随着“萧鱼之盟”的签订,郑国这道最后的防线彻底瓦解,楚国终于放弃了北上中原野心,列国最强的霸业也随之告终。


        

“战争是力量的竞赛。”——***《论持久战》


        

“萧鱼之盟”后的第三年,楚共王郁郁而终,年四十一,在位三十一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楚共王接手底子很好,他的父亲楚庄王给他留下了一个强盛的楚国,但“少主社稷”,被把持朝政的两个王叔子重和子反坑了不少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一是两人不顾楚共王劝说,合力诛杀申公巫臣族人,令其楚才晋用,教吴叛楚,于是“吴始伐楚,伐巢、伐徐”,导致楚国“一岁七奔命”,极大遏制了楚进军中原的势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二是子反醉酒,导致了鄢陵之战的失败,奏响了楚国霸业最后一个惨痛的休止符,这是楚共王引以为耻的事情,到死都不肯原谅自己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好不容易熬死了子重和子反,又碰上了不出世的天才君主——晋悼公,楚共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晋悼公一次次的召开武林大会,而自己又无能无力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所以说,楚共王这一辈子还是很压抑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楚共王重病卧床,自知不久人世,对诸大夫说道:“寡人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主,受教育时间短暂(‘未及习师保之教训’),因此缺乏德行,而在鄢陵打了败仗,让社稷蒙羞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“由于诸大夫同心同德,我才能寿终正寝,得以善终,已是福分不浅。在祭祀安葬的的时候,请为我谥做‘灵’或者‘厉’吧,这样我也好在祢(nǐ,对已在宗庙中立牌位的亡父的称谓)庙中追随先君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乱而不损曰“灵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杀戮无辜曰“厉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面对唯一一个在死前给自己“下谥”的国君,大夫们选择装糊涂,没有人回答他的话(“莫对”),在他们看来,温文儒雅的楚王不仅是他们的领导,也是一个让他们值得信任的朋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有一个关于楚共王的故事,名字叫做《楚弓楚得》——有一次楚共王带着一把名弓去云梦泽打猎,不慎把弓遗失,他的侍臣都要去找,楚共王却阻止他们,说道:“楚人遗弓,楚人得之,又何求乎?”


        

一向瞧不起南蛮的孔子听到这个故事,不服气的说:“楚王心胸仍不够宽广,没有尽到仁义,不如说‘人遗弓,人得之’、去掉‘楚’字更好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老子耳闻此事,隔空对孔子喊话:“干脆把‘人’字也去掉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这则故事在《公孙龙子迹府》、《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》、《说苑至公》等古籍中均有记载,表达了楚共王作为楚王,以国家为一体的爱国爱民之心,和君主的宽广胸怀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一个故事不能有力证明,但我们也可从其对待俘虏荀罃、叛臣申公巫臣和败将子反来了解,楚共王是一个公平而心胸宽广的仁君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560年秋,楚共王去世,安葬前,令尹子囊和大夫商量谥号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大夫说:“国君已经有过命令了,让我们在‘灵’或者‘厉’中选一个……”


        

子囊打断大夫,严厉说道:“‘赫赫楚国,而君临之,抚有蛮夷,奄征南海,以属诸夏,而知其过,可不谓共乎?’”


        

随即面向诸大夫悲痛道:“国君生前是以‘恭’的语气来命令我们的,反之,我们怎么能不用这个字呢?请谥做‘共’(通假‘恭’)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大夫从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既过能改曰“恭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关于楚共王的一生,在此,借用明朝高僧莲池大师在《竹窗随笔》中予其的评价,这也是他自己一生中对古人的最高评价——“乃沧海之胸襟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无愧楚庄!


        

但也就是他仁慈的沧海胸襟,造成身后诸子争位,内乱喋喋不休,楚国中衰。


        

——本章完——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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