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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、柏举之战(下)

        

现在一提到苏州,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吴侬软语、水清舟行、幽深婉约,但这种形象至少要到唐朝才形成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在先秦时期,吴地山穷水恶、吴人纹身断发,民风剽悍,相当的好勇尚武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当时,泰伯为了让位给周文王而奔吴的时候,吴地还不叫吴,准确的说这个地方还没有特定的称呼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泰伯是一个有文化的人,他不能忍受乔迁的新地没有名字,于是结合当地人一边狂奔一边呼啸的风俗,便亲自造了一个字来称呼他们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,左边很像一个挥舞双臂奔跑的线条小人,右上边一个小圆圈,这就是最初的“吴”字——形容彪悍狂放、向天呐喊之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虽然吴人勇猛好斗,但百年来军事水平永远局限在菜场斗殴阶段,“不施诡谲,不练戎车”,军事素养很低,“故不敢抗与中国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直到申公巫臣率领了一只小型的军事代表队来到了吴国,才让吴王寿梦开了眼界,吴国才开始意识到,必须组建自己的“军事正规化道路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由申、息二县兵力组建的“申息之师”是楚国精锐之师,楚庄王曾凭借“申息之师”在“邲之战”中大败晋军主力,从此坐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申公巫臣便是当时的申县县尹,他的职责之一便是训练申县之兵,是一位极具军事能力的将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他结合吴人优势,专门制定出一套针对楚军弱点的作战方法。又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蓄,吴军充分吸收了中原国家发达的军事技术,形成了独具特色,战力超群的“克楚”之师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这个时候的吴军只能说是具备了同楚军一较高下的能力,在军事理论方面还是一片空白,用兵仅凭经验,打仗全靠游击,还不能同楚军精锐正面交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接下来就是孙武给吴军提档升级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孙武被引荐的时候还没经历战事,他只是一名军事理论家,所谓的《兵书十三篇》只是提炼历代战争优劣总结而成,但这种纸上谈兵的能力,正是吴军所欠缺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且不论孙武最初版的兵书十三篇实战效果如何,但他的治军水平确实一流,前面已经提到过,孙武能把一百多个娇滴滴的女姬练成“唯王所欲用之,虽赴水火犹可也”的女汉子,那些虎背熊腰的汉子更不在话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里就不得不提孙武练兵的重要思想——精兵之路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春秋末年,诸国因为常年互相攻伐,原有的国人兵役制趋于消灭,大量原来没有资格当兵的“野人”补充进入军队,因而军队数量大大膨胀,也不排除混吃混喝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明显,庞大的军队外出征战,会大大影响国内的农业生产,所以孙武说:“凡兴师十万,出征千里,百姓之费,公家之奉,日费千金,内外骚动,怠于道路,不得操事者,七十万家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其次是兵源的参差不齐,使军队战斗力无法得到保证,形势好的时候比谁冲的都积极,情况不妙的时候比谁跑的都快,这样的兵我们称之为“兵油子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训练的方式也存在很大问题,农忙的时候种田,农闲的时候才以田猎(“蒐sōu于田隙”)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。


        

“三时务农,而一时讲武”的军队在孙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,遂提出“法令孰行?兵众孰强?士卒孰练?”的观点,认为军队要取胜,必须得走精兵路线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在孙武的倡导下,吴国开始组建职业军队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,在五湖之滨(今太湖)建立军事基地,“选练士,习战斗”(《吕氏春秋·首时》),“习术战骑射御之巧”,建立一支强大而精悍的常备军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样既可以把身强力壮的人选进军队,还可以保证充分的训练来提升士兵的自身素质,又不影响国内农业建设,可谓一举两得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军队职业化改革现在看来理所当然,但在当时确是划时代的进步,这是孙武对古代军制做出的巨大贡献,比如吴起的魏武卒等就是按照此方法组建的职业军队,使步兵真正成为战场的主宰力量长达几千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士兵素质得到保证,其作战装备也很先进,就兵车来说,楚大将武城黑在柏举之战前就曾说过:“吴用木也,我用革也,不可久也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但真正让让各国感到压力的,是吴国的武器制造业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说起我国的冶金工业,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鞍山、武汉等大型钢铁基地,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江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其实则不然,追溯到春秋时期,我国最先进的冶炼技术,最精良的兵刃武器都是始产于吴国,既今日的苏州一带。


        

《战国策·赵策》所载赵奢之语曰:“夫吴干之剑,肉试则断牛马,金试则截盘匜,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,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1972年初夏的一天,安徽南陵县三里乡吕山村村民在村后挖土平整晒谷场时,挖出了一把青铜剑,擦去泥土,闪光发亮,剑刃锋利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当时在场的其他农民兄弟还不知道此剑为何物,在争相把玩的时候,不小心将此剑折为六段,并将其瓜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六年后,浙江有个商贩串到三里乡镇收购古董,当年分得断剑的部分农民将持有的剑段卖给商贩。此事被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得知,迅速将其追回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文物干部看到残剑上还隐约几个篆书金字,知道此剑不是寻常之物,就珍重地收藏起来,等待时机,破镜重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又是六年后,南陵县文物干部对全县进行文物普查时,该村一位村民将自己收藏十二年的剑段主动交给文物普查人员。回到县城后,文物人员将前后剑段一接对,完全吻合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经修复后,此剑重见天日,埋藏地下两千五百余年,至今仍青光熠熠,锋利无比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剑上十二阴刻镶嵌篆书金字铭文也完整出现在人们面前——“攻敔王光,自乍用剑,台战戊人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此剑便是吴王阖闾自作用剑——吴王光剑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吴王光剑至今存世两把,另一把为庐江县出土,剑格处(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)错金铭文为:“攻吾王光自作用剑,恒余以至克战多功”。在已发现在古剑中铭文最多,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吴王光剑虽然没有随后的越王勾践剑名气大,但也代表了当时吴国的古铜兵器其精良冠绝天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《左传》也讲过一个故事,在公元前544年,吴王寿梦的四子季札到访徐国时,徐国国君表示出了对其佩剑的巨大兴趣,但没好意思提出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季札看在眼里,表示还要周游其他国家,打算回来再送给徐国国君。可等他回来时,徐国国君竟然已经去世了,季札“解其宝剑,系之徐君冢树而去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件事情也说明,吴国宝剑在当时就已是千金难求之物,《庄子·外篇·刻意》也说过:“夫有干越之剑者,柙而藏之,不敢用也,宝之至也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干,通邗(hán),即吴国之别称,即是说一国之君能够得到一把吴国产的佩剑,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后来的吴王夫差自作用剑更为神奇,尤其是苏州博物馆所藏的一把吴王夫差剑,在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,仅以剑体自身重量,即可轻松划断12层宣纸,其当年锋利程度可想而知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青铜是铜锡的合金,还含有一定量的铅和微量的镍。铜锡铅都是软金属,但通过科学的配比,用它们做成合金可就非常坚硬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如含铜过多,做成的剑就易卷刃;如含锡过多,合金就脆,做成的剑易折断。春秋时代吴国的铸剑工匠已懂得这个原理,故合金配比十分合理,因此铸造的剑既锋利又柔韧,刚柔相济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传说中的“干将”、“莫邪”等青铜剑在当时是最负盛名的,据说今天苏州虎丘的剑池就是当年吴国工匠铸剑淬火的地方,池前方有一块被剑劈裂的巨石称为试剑石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如何锻造,历经千年而不朽?


        

如何制作,菱形暗格纹错金剑身?


        

至今都是一个谜,用目前最新的静电加速器来分析,也只是得出几个假设,只能将所有的奥秘,都寄托于干将和莫邪的舍身投炉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每一把佩剑都如此的精湛,批量生产的吴军青铜武器质量和水平也就可想而知,不会差到哪去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我们可以从屈原的《九歌·国殇》中看到,“操吴戈兮被犀甲,车错毂兮短兵接”,那种短兵相接、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;


        

可以从李贺的《南园十三首》中吟到,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关山五十州”,那种驰骋疆场、义气豪迈的波澜壮阔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科学技术不仅是是第一生产力,而且还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保证。可以说,吴国的冶金技术,是吴国得以称霸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除此之外,吴国对待楚国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很积极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不谋万世者,不足谋一时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吴国从来不消极等待楚国出现破绽,而是积极运用谋略,主动创造条件,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首先,为了控制了淮河下游,吴国伐灭了楚国的羽翼——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,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。后又不断的侵袭夷、六、潜、巢等地,楚国在大别山以东的势力基本上都被吴国所控制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其次,吴国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、比晋国荀罃更为深谋远虑的“三驾疲楚”的战略方针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伍子胥的“三驾”除了“疲楚”外,更为重要的是“误楚”,实施战略欺骗,达到“继而克之”的目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六年间不间断的稍尝辄止、不作决战的做法,使楚军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“骚扰”而已,而忽视了吴军这些“佯动”背后所包藏的“祸心”,放松了应有的警惕,一次次的“狼来了”给了吴国可乘之机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其次,吴军大造声势,做出一副大举援蔡的架势。然而,令楚国没想到的是,当吴军水师行至淮汭后,突然弃舟登岸,穿大隧(九里)关、绕大别山,直取云梦腹地,让楚国措手不及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此时,楚国还未能正确判断吴军的主要意图,以为吴军只是日常骚扰,左司马沈尹戌此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,认为吴军骚扰完后必然会以船载战利品,便提出分兵毁船之策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万没想到吴国此行真正的意图,是试图通过远距离战略奇袭,从根本上打击楚国战争潜力,让吴国得以顺利的在江淮地区推进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其次,楚国君臣贪得无厌,以致唐、蔡等淮河小国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,而主动与吴国通好,使得吴国可以实施避开楚国正面,进行战略迂回、大举突袭,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最后,令尹囊瓦应该深刻检讨下,渡河作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,如果不这样,吴军会将楚国腹地搅得天翻地覆、洗劫一空,但错就错在渡河之后没有稳扎稳打,几十万的部队跟在几千人的屁股后面追,四百余里的战线,不被拖垮、拖散也会被拖疲,唯一的一点兵力优势就这样被轻松瓦解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伐谋、伐交、伐兵,楚国一样也比不过人家,最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尚武好斗的吴军,在拥有超维度军事科技和军事思想的加持下,再加上迂回奔袭、后退疲敌、寻机决战、深远追击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微操作,就算楚军严格按照左司马沈尹戌的战术实施夹击,柏举之战的失败,也是必然的结果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提三万之众千里奔袭,必然是有备而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能够打败他们的,只有他们自己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50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,吴军渡汉入郢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楚国危在旦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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