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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、报复

        

士鞅,士匄之子,时任晋国中军佐(次卿),是才干卓越的政治家、外交家,除此之外,也是春秋后期最大的阴谋家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阴谋家是三观非常不正确的以政治工作谋取个人利益的人,士鞅也一样,从以前的工作经历来看,他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——眦睚必报、贪得无厌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魏氏的魏舒任正卿后,铲除了晋国的祁氏和羊舌氏,但士鞅一点儿好处没捞到,于是对魏舒不满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就在魏舒执政的第二年,士鞅决定发挥整人特长,钳制魏舒,于是他拉拢荀寅、控制赵鞅,导演一出千古闻名的“铸刑鼎”大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按照现在的法治观念,“铸刑鼎”是一种法制进步的体现,但在当时“刑不上大夫,礼不下庶人”的时代,“铸刑鼎”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、颠覆甚至是践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如果你认为士鞅“铸刑鼎”是为了时代进步,为了营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社会秩序,那么你的看法在当时来说就是错误的,因为士鞅“铸刑鼎”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对付魏舒。


        

“铸刑鼎”四年后(公元前509年),魏舒猝死于宁地(今河南获嘉县西),轮流坐庄的士鞅终于登上执政宝座,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前任执政官魏舒,报复其对范氏家族牟取暴利的所设置的种种障碍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于是,士鞅按照“刑鼎”上所注的法律为魏舒定罪,但这个罪名不太好找,因为魏舒忠君爱国,平时人缘也挺好,基本没犯事,还自创魏舒方阵,在当时声望很高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对于士鞅来说这都不是事,人都死了,定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,反正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争辩——为周王室筑城墙过程中,魏舒曾经擅离职守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知法犯法!


        

铁面无私的士鞅下令撤除安装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,以大夫之礼下葬——晋国最后一位忠于国家的正卿受到如此不公的审判,大家敢怒不敢言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又三年后(公元前506年),蔡昭侯受楚令尹囊瓦之辱,求救于晋国,士鞅趁机发起十八路诸侯会盟昭陵,声言为蔡国伸张正义,合军伐楚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此时,士鞅指使荀寅趁机向蔡昭侯敲诈贿赂,令蔡昭侯失望透顶,伐楚之举就此作罢,昭陵之会不了了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天下诸侯目睹晋国的整体性贪腐无能,大失所望,萌生投靠正汲汲谋取中原霸权的齐景公的想法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正当诸侯们正为顺利摆脱晋国的控制殚精竭虑时,郑国在这方面开了一好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在郑献公回国途中,郑国亲晋派、执政大臣游吉猝死,接任他的大夫驷歂(chuǎn)因反对士鞅“铸刑鼎”,于两年后(公元前504年,楚昭王十二年)灭掉许国,作为公开反晋向齐的开门红,随即对晋国的霸主号令置若罔闻,并向周王室发起进攻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郑国的望风使舵大家都习以为常,但宋国的反目是大家始料未及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刚开始,宋国是主张“事晋”的,宋司城乐祁认为,应该趁诸侯反晋的时候事奉晋国,等到将来晋国安稳了,晋国自然会对宋国有诸多照顾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司城乐祁的这个想法,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,既然是一种投机,必然会有风险,尤其是这些年晋国的霸道与政策多样化,让这种风险成本大大提升,能否在晋国的政治漩涡中将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艺术,就要靠敏锐的前瞻性和深远的政治考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宋景公考虑再三,决定让司城乐祁亲自去一趟晋国,向晋国示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是一项极富冒险性的工作,因为士鞅上台后想独霸晋国朝纲,干了很多只顾自己利益的事儿,这引起了其他几卿的不满,互相抵触,于是晋国不再像以前那样,政令一体,连诸侯都不知道该和晋国哪家建立外交了,拜错了码头,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很可惜,司城乐祁不具备这种将投机变成一种艺术的能力,因为他是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人,他没有拜访野心膨胀的正卿士鞅,而是更年富力强的次卿赵鞅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次会面很愉快,史载“饮之酒于绵上,献杨楯六十于简子(赵鞅)”,这次会面也成功引起了士鞅的注意,他认为自己的正卿权威受到了赵鞅的挑衅,昔日孝敬自己的乐氏家族有改换门庭之险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于是,士鞅以执政之身,强谏晋定公,将司城乐祁囚于晋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一囚就是三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三年后(公元前502年),赵鞅壮了壮胆,向晋定公和士鞅请命释放司城乐祁。鉴于国际反晋形势进一步恶化,晋定公和士鞅也不得不让步,终于同意放司城乐祁回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这一决定又遭受巨大变故——司城乐祁竟然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就因病而亡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噩耗传来,各路诸侯一片哗然,这下晋定公也是有理说不出,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同样慌张的士鞅情急之下又出了一个骚点子——夺乐祁之尸,以作为与宋国讲和的资本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曾经取霸于天下、用诚于诸侯的晋国,如今手段卑劣竟然沦落到以死人为挟的地步,宋晋二国就此反目,晋国也真正成为“孤家寡人”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士鞅也因此事备受指责,一年后郁郁而终,而晋国信誉与威严,最终也被士鞅损毁殆尽,带入黄土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士鞅终于死了,有一个人非常的高兴,这个人就是赵鞅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赵鞅,又名志父,亦称赵孟,赵武之孙,是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、改革家,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,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,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,赵鞅除了接替早逝的父亲,进入风起云涌、杀机四伏的晋国政坛做一个小跟班外,什么也不是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说赵鞅“什么也不是”也有点委屈他,在老奸巨猾的士鞅的眼中,未遭遇过任何大风大浪的赵鞅简直就是一枚完美的棋子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士鞅对赵鞅软硬兼施,迫使赵鞅归附于范(士)氏、中行(荀)氏麾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初入政坛的赵鞅毕竟年轻,缺乏政治眼光,在士鞅游刃有余的教唆下,做了很多违背自己意愿、危害国家的事情。比如“铸刑鼎”事件,赵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,当他明白过来这是士鞅为他设下的陷阱时,为时已晚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他不甘心,不甘心自己的青春就这样荒度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他很害怕,当年灭族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他开始关注民生,关注社会,并且到边远地区发展(晋阳,今山西太原),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开始实施经济、经济、军事改革,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孙武和吴王阖闾在分析晋国局势的时候,也认为赵氏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,“晋国归焉”是迟早的事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501年,士鞅寿终正寝,赵鞅顺理成章升任中军佐,一直被士鞅打压利用的他,终于走出士鞅的阴影,心情很舒畅,其雄才伟略、远大抱负才真正可以拥有用武之地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实现抱负之前,他还要慢慢清理范(士)氏、中行(荀)氏。攘外必须安内,这是一条恒古不变的道理,赵鞅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族人——邯郸午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士鞅为了能够拉拢赵氏,鼓动荀寅将其姐嫁于大夫赵胜,后生子赵午。赵胜因其祖赵旃封于邯郸已经别为邯郸氏,换言之,赵午也为邯郸午,虽与赵氏同属于一宗,但血亲上已逐步疏远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可以这样理解,赵鞅和邯郸午的相互身份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,但建立在这种宗法制之上的血缘关系比较脆弱,属于那种用八竿子兴许能打得着的亲戚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当赵胜死后,邯郸午因为这层裙带关系,被范氏、中行氏作为支点,撬动了整个赵氏大宗跟着范氏、中行氏运作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,邯郸午和范氏、中行氏的关系那可不一般,邯郸午的亲娘舅就是范氏的现任老大荀寅,而范氏和中行氏那就是儿女亲家,关系如同盘根错节般的稳固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想要撬动范氏和中行氏,必须拿邯郸午开刀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497年(楚昭王十九年),赵鞅要求昔日安置在邯郸的五百户良民前往晋阳填补人口之虚,邯郸午表示愿意遵从宗主之命,但处理移民一事琐碎复杂,邯郸午请求赵鞅多给些时日,结果赵鞅以抗命为由,将邯郸午杀害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当时赵鞅可能觉得没什么关系:我是一族之长,我杀掉我不听话的小弟这是我家务事,外人不得干涉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赵鞅觉得理所当然,别人就觉得你过分,比如说邯郸午的儿子,赵稷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与赵稷抱有同样想法的,还有范氏和中行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在范氏和中行氏的鼓动下,赵稷在邯郸起兵造反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赵鞅在国都听闻邯郸氏不仅敢违抗大宗之命,如今更是拥兵造反,于是起兵平叛。但是赵鞅严重的低估了此次战斗的难易度,就在平叛军队向邯郸进军的同时,范氏和中行氏召集州兵,与邯郸一同叛变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在中行氏、范氏、邯郸氏三家围攻下,赵鞅不敌,仓皇逃离国都,撤回赵氏的大后方——晋阳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就在范氏、中行氏、邯郸氏攻打赵氏,久攻晋阳不下时,六卿当中的其余三卿智跞、韩不信、魏侈征得晋定公同意,攻打范氏、中行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496年夏,面对智、赵、韩、魏四卿讨伐,范氏、中行氏渐渐不敌,诚恳邀请齐景公插手,野心勃勃的齐景公等待晋国内乱这一天已经等了足足半个世纪,便会盟卫灵公、鲁定公、郑献公、宋景公等商讨营救范氏、中行氏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晋国扰动中原、长达八年的内战开始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诸侯反晋、晋国内乱、吴越相争,对楚国来说国际形势一片大好,可以这样认为:公元前496年(楚昭王二十年),是楚国完美的中兴开局之年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十年寒冰难凉热血,楚人没想过中兴,他们难忘柏举之耻,难忘郢都之难,有仇必报是楚人得以延续的血性,国仇家恨必然有一天会浩日昭昭,在这种国际形势下,他们终于蛰伏而出,寻找时机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诸侯都不会掺和到晋国的内乱中,能够参与的都是实力派,但有一个小国反其道而行——顿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顿国(今河南省项城县境内),原是楚国最忠诚的小弟,经常跟着楚大哥鞍前马后,只要楚国跟别国发生战争,顿国的身影必会出现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但在吴军入郢的时候,顿国对楚国的实力动摇了——貌似强大的帝国也有弱不禁风的时候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于是,顿国“顿子牂(zāng)欲事晋,背楚。”


        

楚昭王很高兴:兴兵!


        

结局可想而知——(公元前496年)“二月,楚灭顿”,国土划入楚国版图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胡国(今安徽阜阳),也曾经在楚国最危难的时候落井下石,大肆俘虏楚国百姓,楚国安定以后,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国,还说:“国家的存亡由于天命,事奉楚国干嘛?”


        

楚昭王很感激:兴兵!


        

次年“二月,楚灭胡”,国土划入楚国版图。


        

两年灭两国,看似楚国重燃北上争霸的雄心,实则楚昭王的真正目的,在于蔡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柏举之战,吴几乎灭楚,蔡国起了重要作用,是反楚的急先锋,这个仇不可不报,而蔡国地处中原,东面的顿、胡二国与之互为犄角之势,灭掉二国,可防蔡人出奔和援军来救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公元前494年(楚昭王二十二年)春,楚昭王和陈、随、许三国国君率领军队,联合攻蔡(今河南省新蔡县)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蔡国虽小,但蔡人坚毅,强攻难以取胜,更难以服众,楚昭王采纳令尹子西的计谋,在距都城一里的地方驻扎下来,筑起厚一丈、高二丈的堡垒,昼夜不断地派人轮流向城内发起威吓,采取攻心战术,搞得城内人心惶惶,惊恐万分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就如令尹子西所料,九天九夜后,蔡人经不起折腾,把男女奴隶分别排列捆绑作为礼物出降。


        

楚昭王接受了降呈,为防止蔡人出尔反尔,楚昭王提出一个要求:要求蔡都人迁出故土,在长江以北、汝水之南另觅栖息之所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蔡昭侯一口答应下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

然而蔡昭侯与楚国结怨太深,当楚联军撤回后,蔡昭侯又得知吴王夫差在夫椒大败越军,大有称霸江东之势,决定叛楚从吴,请求迁入吴国以寻求庇护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吴王夫差很赞成蔡昭侯这一想法,与其谋划,希望能把蔡国迁到州来(今安徽凤台),永远成为吴国边境的附庸国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这个方案遭到蔡国大夫纷纷反对,蔡昭侯无奈之下引狼入室,借助吴国的力量,杀了反对党的领袖公子驷,强令大家搬迁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蔡国的大臣和军民都嚎啕大哭,但是也没有办法,只好一边哭一边挖出先人的坟墓(“哭而迁墓”),在吴国军队的押送下,举都迁往了吴国西境的州来,也称为下蔡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又过了两年(公元前491年,楚昭王二十五年)蔡昭侯再将赴吴,蔡国大夫恐其又迁,联合起来杀蔡昭侯,立其子朔,是为蔡成侯。


        

蔡国经楚打击和此次内变后,力量已大为削弱,无力再与楚为敌,楚国继续向东推进收复失地,攻克与下蔡隔河相望的夷虎(蛮夷叛楚者,今安徽寿县东)。


        

六年间,楚国灭顿、胡、夷虎,迁蔡国,将淮河中上游控制权牢牢掌控,此时的晋国仍然内乱不止,无力外争,霸权已名存实亡,楚昭王终于将面对楚国最后一位背叛者——蛮氏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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